放宽历史的视界全集免费阅读,明《太宗实录》中的年终统计3-艾叶小说网

书号:42273 时间:2017/9/29 字数:4605

上一章　　　明《太宗实录》中的年终统计(3)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
　　此种现象可以认为官僚主义之作风者，则因为文官集团，有皇帝支持，自视其代表天意民心。只要行政设计为大局打算，对于纳税者个人，不负法律上的责任。而欧洲中世纪虽称“封建”其座主及附庸之间，有合同关系(contractual relationship)，这种物质条件，既有历史成例，不容一方片面更动；更不容以仁义道德的名目，作为更变的张本。两方如有争执，势必请法官及律师裁判，如此才能培养司法‮立独‬的传统，‮国中‬长期受官僚主义的垄断，可谓未曾经过这种阶段。

　　永乐之征收田赋，表面上照此三千余万石的数目作准则，其实征数量则必较此数目远甚。因为永乐派兵⼊安南，征漠北，又大兴土木，全面创建‮京北‬为帝都，令郑和率艨艟巨舰下西洋，更开凿徐州至临清间的大运河，不可能以洪武年间的用度作标准，亦不可能较宣德年间的用费，只有少量逾额也。即如其使用民夫，可为证鉴。洪武所定“均工夫”农民应于农隙时应‮府政‬征召，做工三十天，工匠则于三年之內服役三个月《太祖实录》，页1060，1671；《大明会典》1891。。永乐于1406年将所有匠役全部延长为六个月，而1410年‮府政‬报告內亦即承认应召的匠役“逾年未归”《太宗实录》，页0836，1435。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称“自永乐北都，挽输道远，加耗滋多” 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611。。均可见其额外加征之耗巨。本文之旨趣，不在称叙其向民间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赋收⼊见于官方账目者，一般均低。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详言之。一般所以称赋重者，乃⾚贫者不得免税，无法推行累进税制。贫农无从借贷。经手人额外多征，则更在税率问题之外矣。，而系表明其税收施政，全由上级做主，对下级之权力，可以完全漠视。永乐一生经历，虽可以“君主专政”概述之，但其专政必须透过文官集团长久的习惯，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

据。此种习惯及

据，则为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。因其存在，自宋至明以至现代，‮家国‬之统计数字，因未经过‮立独‬的司法机关的“照磨”(这系明代名词，其字义不言而解)与留难，无确切的价值。

　　(B）馈运‮京北‬粮馈运‮京北‬粮，亦称“漕米”即系田赋征实內的米粮，经过海运或由大运河內漕运到达‮京北‬的数目。其记⼊《太宗实录》始于1409年。自此至1414年，其上下有限，每年在200万石至250万石之间。1415年之后，则波动较大。如1415 年超过600万石，1417年超过500万石，而1420年则不及100万石是也。

　　图表二永乐年间

　　馈运‮京北‬粮数额

　　（单位：百万石）此记录虽有数目上的上下，其正确

反而可靠。明代的粮运在1415年以前为海运，因之运数经过统筹，极易固定。1415年后经过新开凿的大运河行“支运”也就是“接力运送”以淮安、徐州、济宁及临清为接力站，各设米仓，以便囤集。于是“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，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”《明史》，79，1916。。也就是供给与分配，不必在一年內两造对销，而可以在次年內

替。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，则⼊‮京北‬者少，与其总运数无关。 1420年馈运数少，显系以前多年京仓囤集有余，而1421年元旦，永乐正式迁都于‮京北‬，其筹备须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，以前一年馈运粮少，也是必然趋势。

　　今将1415年至1424年共十年的馈运数平均，则每年运数为三百二十余万石，此数亦与漕运历史符合。明代以田赋征实的米粮运‮京北‬，供给‮员官‬军匠，从二百万石左右逐渐增加，至1472年后固定为每年四百万石《明史》，79，1918。。上述平均每年三百余万石，是为逐渐增加中的一个阶段。

　　以上数字之比较可靠，因其会计制度有法律的监视。漕粮北运，由运军为之。自江南⽔次由纳税的县分

兑，至‮京北‬仓库缴纳销差，运军的总旗小旗(等于排长、班长)责无旁贷，如有差失，此辈须卖儿鬻女筹款赔偿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。这种立法，不近人情，令人发指。但是财政责任，反比一般官僚做事者分明，所以凡上级能确切加庒力于下级时，其会计则可置信。

　　(C) 屯田子粒屯田子粒在《太宗实录》中有一直下降的趋势。自1403年之二千三百余石降至1424年之五百余石。在永乐之二十二年之內，只有三次次年之数超过前年之数；而只有一年，此超过之数目，数量尚为可观。而前后三次，每增之后又降，且降至以前更低之数额。

　　实录原文未叙明所称数目出自“军屯”或包括“民屯”但是明代军屯，全是“一笔糊涂账”则无可置疑。王毓铨先生作《明代的军屯》，还只轻描淡写地说出数目上有夸大之处《明代的军屯》，页217。。而实际上其夸大到难于置信的地步。图表三的每况愈下，即无法解释。何以永乐初年，子粒几与田赋等量齐观？何以后来会退缩数倍？如果以前有剩余，此剩余做何去处？以后如有减缩，又曾做何法补救？明代文献中不能寻出适当的解答。

　　图表三永乐年间

　　屯田子粒数额

　　（单位：百万石）

　　此间应注意者，明代之军屯与民屯，始终无中枢之行政机构负责掌管。工部之屯田清吏司掌理柴炭名不副实。在国防边境之卫所，奉命利用所在可以耕种的田土是否可行，上级毫不闻问。在內地之卫所，所拨为军屯的田地，也不是集中于一处，而是此处数亩，彼处数亩，与民间田土，互相错综。《明史》所称每军受田五十亩，

纳子粒二十四石《明史》，771884。，只能代表‮央中‬设计者理想中的原则，与事实完全不符。《舂明梦余录》指出四川省在明代初年称有屯田65 954 500亩，而当时军则只有14 822人，如全数屯田，则每军应耕田4 500亩矣孙承泽《舂明梦余录》(‮港香‬影印古香斋袖珍本)。。其不⾜信可知。而这种谎报，迄明代未止。如嘉靖年间各边区仍有屯田子粒数，而户部尚书潘璜即奏称“十数年并无一处通关奏缴”徐孚远等编《皇明经世文编》(台北，1964影印本)，19819。。庞尚鹏奉命清查军屯，其报告辽东情形，则称“兵荒相寻，尺藉消耗，耕作之业，率归舍余，屯军已尽废矣”及其至大同，则称“或据册有数，而纳粮无人”及其至甘肃，则称其经理为“

纵收缩，莫知端倪” 《皇明经世文编》，，24；3593；36010。。而官方统计，仍称屯粮收⼊每年370万石，其虚冒情形可知矣。

　　何以《太宗实录》內屯田子粒几成直线下降，只好猜测系当时上级冠冕堂皇地责成各‮队部‬屯田，自五军都督府至各卫所，不得不尽量报告，全部赴事，于是按照人数计屯田子粒。永乐既好大喜功，经常征集卫所员兵远征。每一差派，负责‮员官‬才有所借口，将子粒数剔除。这是我们暂时的结论。(除非更有新发现之资料提供新说法，并指出这猜测谬误外，目前情况不明，更无其他方法，⾜以解释此中奥妙。)

　　图表四永乐年间

　　征收盐引额数

　　（单位：千引）(D)征收盐引盐引数目，在永乐年间之初期，每年120万引增至中期之150万引，兹后即逐渐下降，至低于110万引。(1411年数目不见于实录。)但其伸缩，事实上尚为可能。当时除有少数“小引”外，标准大引，每引400斤，耝率计算可供成人40人一年之所需。如年产盐120万引至150万引，即可供6 000万人口一年之所需。此与当时官方报告之人口数，亦算相符。

　　永乐初期所得食盐，用于“开中”亦即商人纳粮草于边军，边军的经理者给予 “仓钞”商人凭仓钞赴盐场请领盐，但盐场又须经过南京户部给发“盐引”盐引即为路票，无引食盐不得通行，亦不得售卖。虽其管制多端妨碍输运，明代中期之后食盐官卖之积弊丛生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有详细的记载。食盐公卖在；但是在会计制度上言，其账目经过多方核对，尚不易产生无中生有、本末颠倒的现象。

　　永乐年间，一部食盐，亦由‮府政‬直接卖并分配于民间。当时因纸币之称“宝钞”者，发行过多，希望“回笼”亦以食盐兑换民间之宝钞。浙盐则用之支持征安南之军费。1418 年后统计显示盐引数额下降，想系由于以上诸项支出；而非制造之减少永乐期间食盐收⼊作为‮府政‬其他各项费用之事例甚多。见《太宗实录》，页 0176~0177，0249~0250，0280，0589，0590，0622~0623。。

　　图表五永乐年间

　　收⼊银两数额

　　（单位：千两）(E)收⼊银两银两收⼊数在《太宗实录》中表示初年逐渐上升，至1421年后则下降。但整个数字对国库收⼊，无重大影响。因其最⾼额只三十余万两。

　　永乐期间民间仍不得以金银

易。‮府政‬所得银，一部向云南边境土司征集，称为“差发银”一部由‮府政‬开矿所得，谓之“闸办”即

据矿工人数，责成管理者，应按预定之产额

银也。图表五所列或⾼或低，想系实情。‮府政‬银两收⼊后，用于制造首饰，铸作银柜嵌装重要文献，塑为银印，并携出海外采购珍宝，赏赐于外国贡使。宣德登极时，曾以⽩银一百万两，作为赏赐《宣宗实录》(台北，1964影印本)，页0095。。总而言之，⽩银之用途，以仪礼为主，其经济意义至微。

　　图表六永乐年间

　　课钞数额

　　（单位：百万贯）(F)课钞《太宗实录》显示宝钞收⼊数在1412年有重大变化。前此各年，每年之收⼊罕有超过5 000万贯者。从兹之后，则每年均近于一亿。而1412年之收⼊亦为全记录中最低数额。

　　迄今此 1412年之突变，尚无法解释。但明初滥发纸币，为数令人骇然。笔者

据《太祖实录》中所列69项记载计算，1390年內洪武帝朱元璋曾以赏赐、赈灾、购买米麦名义发出使用宝钞达9 500万贯，而同年宝钞收⼊则仅20 382 990贯此69项记载见于《太祖实录》，页2981至3078之间。亦有一项记载跨越两页者，亦有两项记载见于一页者。页次过多不及缕举。收钞数见于《太祖实录》，页3079。。收支相抵，多发7 500万贯。当⽇官定价格，钞一贯值米一石，多发之数相当于两年半之田赋。其实此时市价米一石已售钞四贯，而上数亦等于半年田赋。一年如此，数十年情形可想而知。

　　永乐年间之通货膨

，仍变本加厉。虽‮府政‬亦尽量使宝钞回笼，1404年广东之食盐官卖以宝钞为代价。1407年全年田赋之“夏税” (与“秋粮”分别)收宝钞。1413年后刑赎得付宝钞。而最重要者，则为1404年所订之“户口食盐钞”条例，希望以食盐分配于‮国全‬人口，而收钞作盐价《太宗实录》，页0509，0589~0590，和田清等《明史食货志译注》，页608。。但是以上多方措施，均无显著效验。食盐名为按口分配，而实际又拨作他用(见以上D)，以致民间虽缴纳户口食盐钞，而‮府政‬无盐周转，纳钞徒成一种人头税(head tax or poll tax)。

　　1425 年米一石实售宝钞四十贯至七十贯，依地区情形而定《宣宗实录》，页0175。。是以永乐末年‮府政‬虽年收钞近一亿，亦只值米二百万石左右。与‮家国‬支出比较，仍为数至小。

艾叶小说网 > 历史小说 > 放宽历史的视界作者:黄仁宇	书号:42273 时间:2017/9/29 字数:4605
上一章　　　明《太宗实录》中的年终统计(3)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此种现象可以认为官僚主义之作风者，则因为文官集团，有皇帝支持，自视其代表天意民心。只要行政设计为大局打算，对于纳税者个人，不负法律上的责任。而欧洲中世纪虽称“封建”其座主及附庸之间，有合同关系(contractual relationship)，这种物质条件，既有历史成例，不容一方片面更动；更不容以仁义道德的名目，作为更变的张本。两方如有争执，势必请法官及律师裁判，如此才能培养司法‮立独‬的传统，‮国中‬长期受官僚主义的垄断，可谓未曾经过这种阶段。　　永乐之征收田赋，表面上照此三千余万石的数目作准则，其实征数量则必较此数目远甚。因为永乐派兵⼊安南，征漠北，又大兴土木，全面创建‮京北‬为帝都，令郑和率艨艟巨舰下西洋，更开凿徐州至临清间的大运河，不可能以洪武年间的用度作标准，亦不可能较宣德年间的用费，只有少量逾额也。即如其使用民夫，可为证鉴。洪武所定“均工夫”农民应于农隙时应‮府政‬征召，做工三十天，工匠则于三年之內服役三个月《太祖实录》，页1060，1671；《大明会典》1891。。永乐于1406年将所有匠役全部延长为六个月，而1410年‮府政‬报告內亦即承认应召的匠役“逾年未归”《太宗实录》，页0836，1435。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称“自永乐北都，挽输道远，加耗滋多” 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611。。均可见其额外加征之耗巨。本文之旨趣，不在称叙其向民间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赋收⼊见于官方账目者，一般均低。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详言之。一般所以称赋重者，乃⾚贫者不得免税，无法推行累进税制。贫农无从借贷。经手人额外多征，则更在税率问题之外矣。，而系表明其税收施政，全由上级做主，对下级之权力，可以完全漠视。永乐一生经历，虽可以“君主专政”概述之，但其专政必须透过文官集团长久的习惯，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据。此种习惯及据，则为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。因其存在，自宋至明以至现代，‮家国‬之统计数字，因未经过‮立独‬的司法机关的“照磨”(这系明代名词，其字义不言而解)与留难，无确切的价值。　　(B）馈运‮京北‬粮馈运‮京北‬粮，亦称“漕米”即系田赋征实內的米粮，经过海运或由大运河內漕运到达‮京北‬的数目。其记⼊《太宗实录》始于1409年。自此至1414年，其上下有限，每年在200万石至250万石之间。1415年之后，则波动较大。如1415 年超过600万石，1417年超过500万石，而1420年则不及100万石是也。　　图表二永乐年间　　馈运‮京北‬粮数额　　（单位：百万石）此记录虽有数目上的上下，其正确反而可靠。明代的粮运在1415年以前为海运，因之运数经过统筹，极易固定。1415年后经过新开凿的大运河行“支运”也就是“接力运送”以淮安、徐州、济宁及临清为接力站，各设米仓，以便囤集。于是“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，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”《明史》，79，1916。。也就是供给与分配，不必在一年內两造对销，而可以在次年內替。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，则⼊‮京北‬者少，与其总运数无关。 1420年馈运数少，显系以前多年京仓囤集有余，而1421年元旦，永乐正式迁都于‮京北‬，其筹备须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，以前一年馈运粮少，也是必然趋势。　　今将1415年至1424年共十年的馈运数平均，则每年运数为三百二十余万石，此数亦与漕运历史符合。明代以田赋征实的米粮运‮京北‬，供给‮员官‬军匠，从二百万石左右逐渐增加，至1472年后固定为每年四百万石《明史》，79，1918。。上述平均每年三百余万石，是为逐渐增加中的一个阶段。　　以上数字之比较可靠，因其会计制度有法律的监视。漕粮北运，由运军为之。自江南⽔次由纳税的县分兑，至‮京北‬仓库缴纳销差，运军的总旗小旗(等于排长、班长)责无旁贷，如有差失，此辈须卖儿鬻女筹款赔偿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。这种立法，不近人情，令人发指。但是财政责任，反比一般官僚做事者分明，所以凡上级能确切加庒力于下级时，其会计则可置信。　　(C) 屯田子粒屯田子粒在《太宗实录》中有一直下降的趋势。自1403年之二千三百余石降至1424年之五百余石。在永乐之二十二年之內，只有三次次年之数超过前年之数；而只有一年，此超过之数目，数量尚为可观。而前后三次，每增之后又降，且降至以前更低之数额。　　实录原文未叙明所称数目出自“军屯”或包括“民屯”但是明代军屯，全是“一笔糊涂账”则无可置疑。王毓铨先生作《明代的军屯》，还只轻描淡写地说出数目上有夸大之处《明代的军屯》，页217。。而实际上其夸大到难于置信的地步。图表三的每况愈下，即无法解释。何以永乐初年，子粒几与田赋等量齐观？何以后来会退缩数倍？如果以前有剩余，此剩余做何去处？以后如有减缩，又曾做何法补救？明代文献中不能寻出适当的解答。　　图表三永乐年间　　屯田子粒数额　　（单位：百万石）　　此间应注意者，明代之军屯与民屯，始终无中枢之行政机构负责掌管。工部之屯田清吏司掌理柴炭名不副实。在国防边境之卫所，奉命利用所在可以耕种的田土是否可行，上级毫不闻问。在內地之卫所，所拨为军屯的田地，也不是集中于一处，而是此处数亩，彼处数亩，与民间田土，互相错综。《明史》所称每军受田五十亩，纳子粒二十四石《明史》，771884。，只能代表‮央中‬设计者理想中的原则，与事实完全不符。《舂明梦余录》指出四川省在明代初年称有屯田65 954 500亩，而当时军则只有14 822人，如全数屯田，则每军应耕田4 500亩矣孙承泽《舂明梦余录》(‮港香‬影印古香斋袖珍本)。。其不⾜信可知。而这种谎报，迄明代未止。如嘉靖年间各边区仍有屯田子粒数，而户部尚书潘璜即奏称“十数年并无一处通关奏缴”徐孚远等编《皇明经世文编》(台北，1964影印本)，19819。。庞尚鹏奉命清查军屯，其报告辽东情形，则称“兵荒相寻，尺藉消耗，耕作之业，率归舍余，屯军已尽废矣”及其至大同，则称“或据册有数，而纳粮无人”及其至甘肃，则称其经理为“纵收缩，莫知端倪” 《皇明经世文编》，，24；3593；36010。。而官方统计，仍称屯粮收⼊每年370万石，其虚冒情形可知矣。　　何以《太宗实录》內屯田子粒几成直线下降，只好猜测系当时上级冠冕堂皇地责成各‮队部‬屯田，自五军都督府至各卫所，不得不尽量报告，全部赴事，于是按照人数计屯田子粒。永乐既好大喜功，经常征集卫所员兵远征。每一差派，负责‮员官‬才有所借口，将子粒数剔除。这是我们暂时的结论。(除非更有新发现之资料提供新说法，并指出这猜测谬误外，目前情况不明，更无其他方法，⾜以解释此中奥妙。) 　　图表四永乐年间　　征收盐引额数　　（单位：千引）(D)征收盐引盐引数目，在永乐年间之初期，每年120万引增至中期之150万引，兹后即逐渐下降，至低于110万引。(1411年数目不见于实录。)但其伸缩，事实上尚为可能。当时除有少数“小引”外，标准大引，每引400斤，耝率计算可供成人40人一年之所需。如年产盐120万引至150万引，即可供6 000万人口一年之所需。此与当时官方报告之人口数，亦算相符。　　永乐初期所得食盐，用于“开中”亦即商人纳粮草于边军，边军的经理者给予 “仓钞”商人凭仓钞赴盐场请领盐，但盐场又须经过南京户部给发“盐引”盐引即为路票，无引食盐不得通行，亦不得售卖。虽其管制多端妨碍输运，明代中期之后食盐官卖之积弊丛生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有详细的记载。食盐公卖在；但是在会计制度上言，其账目经过多方核对，尚不易产生无中生有、本末颠倒的现象。　　永乐年间，一部食盐，亦由‮府政‬直接卖并分配于民间。当时因纸币之称“宝钞”者，发行过多，希望“回笼”亦以食盐兑换民间之宝钞。浙盐则用之支持征安南之军费。1418 年后统计显示盐引数额下降，想系由于以上诸项支出；而非制造之减少永乐期间食盐收⼊作为‮府政‬其他各项费用之事例甚多。见《太宗实录》，页 0176~0177，0249~0250，0280，0589，0590，0622~0623。。　　图表五永乐年间　　收⼊银两数额　　（单位：千两）(E)收⼊银两银两收⼊数在《太宗实录》中表示初年逐渐上升，至1421年后则下降。但整个数字对国库收⼊，无重大影响。因其最⾼额只三十余万两。　　永乐期间民间仍不得以金银易。‮府政‬所得银，一部向云南边境土司征集，称为“差发银”一部由‮府政‬开矿所得，谓之“闸办”即据矿工人数，责成管理者，应按预定之产额银也。图表五所列或⾼或低，想系实情。‮府政‬银两收⼊后，用于制造首饰，铸作银柜嵌装重要文献，塑为银印，并携出海外采购珍宝，赏赐于外国贡使。宣德登极时，曾以⽩银一百万两，作为赏赐《宣宗实录》(台北，1964影印本)，页0095。。总而言之，⽩银之用途，以仪礼为主，其经济意义至微。　　图表六永乐年间　　课钞数额　　（单位：百万贯）(F)课钞《太宗实录》显示宝钞收⼊数在1412年有重大变化。前此各年，每年之收⼊罕有超过5 000万贯者。从兹之后，则每年均近于一亿。而1412年之收⼊亦为全记录中最低数额。　　迄今此 1412年之突变，尚无法解释。但明初滥发纸币，为数令人骇然。笔者据《太祖实录》中所列69项记载计算，1390年內洪武帝朱元璋曾以赏赐、赈灾、购买米麦名义发出使用宝钞达9 500万贯，而同年宝钞收⼊则仅20 382 990贯此69项记载见于《太祖实录》，页2981至3078之间。亦有一项记载跨越两页者，亦有两项记载见于一页者。页次过多不及缕举。收钞数见于《太祖实录》，页3079。。收支相抵，多发7 500万贯。当⽇官定价格，钞一贯值米一石，多发之数相当于两年半之田赋。其实此时市价米一石已售钞四贯，而上数亦等于半年田赋。一年如此，数十年情形可想而知。　　永乐年间之通货膨，仍变本加厉。虽‮府政‬亦尽量使宝钞回笼，1404年广东之食盐官卖以宝钞为代价。1407年全年田赋之“夏税” (与“秋粮”分别)收宝钞。1413年后刑赎得付宝钞。而最重要者，则为1404年所订之“户口食盐钞”条例，希望以食盐分配于‮国全‬人口，而收钞作盐价《太宗实录》，页0509，0589~0590，和田清等《明史食货志译注》，页608。。但是以上多方措施，均无显著效验。食盐名为按口分配，而实际又拨作他用(见以上D)，以致民间虽缴纳户口食盐钞，而‮府政‬无盐周转，纳钞徒成一种人头税(head tax or poll tax)。　　1425 年米一石实售宝钞四十贯至七十贯，依地区情形而定《宣宗实录》，页0175。。是以永乐末年‮府政‬虽年收钞近一亿，亦只值米二百万石左右。与‮家国‬支出比较，仍为数至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