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宽历史的视界全集免费阅读,明《太宗实录》中的年终统计4-艾叶小说网

书号:42273 时间:2017/9/29 字数:3338

上一章　　　明《太宗实录》中的年终统计(4)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
　　(G)纳马《太宗实录》內纳马数缺1407年数字，1419年数字记载错误，应照《校勘记》改正。图表七所载，其中除一次例外不计，所有数字近于直线式之上升。1403年只有马37 933匹，至1429年达1 736 618匹。

　　图表七永乐年间

　　纳马数额

　　（单位：马千匹）笔者推测，此项数字，并非出于实际的统计，而系官方

据预定之繁殖率计算。实录所载1421年较1420年增 21％，1422年又增10％，1423年又增33％，1424年又增10％。如此循环不绝，事实上不可能，因当⽇官方民间均无法供应如此大量之繁殖也。(以上百分率均近整数，亦属可疑。)又即可能时，‮府政‬调查审核机构，亦不能将100万以上的马匹登记无误也。

　　按：明初马匹由进贡及购买之方式，取自朝鲜、辽东、云贵各地，永乐又向撒马克罕(Samarkand)等处收购。所得马除官方使用外，即“寄养”于民间。北直隶、河南、山东若⼲府县列为“养马地”“五丁养马一匹，免其粮草之半”即系减轻田赋，以作养马代价。凡种马倒死“孳生不及数”民间均须贴补《太宗实录》1667，《大明会典》，1516，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。15世纪末叶事例：种马三年须生二驹。陆容作《菽园杂记》，自称于1477年奉命“印马”所见马均孳生不如额，由养马民间，出资赔补陆容《菽园杂记》(记录汇编本)，18125~26。。永乐年间之马匹数量大概出自纸面计算，更可由继任洪熙帝朱⾼炽登极诏书之辞语揣得之。洪熙之与民更始，继位时宣称：“各处军民有因追赔孳生马匹，为官府所

，不得已将男女

妾典卖与人者，诏书到⽇，官府悉为赎还”《仁宗实录》，页0015。。其辞句以仁慈为怀，可以保全官僚主义之道德立场。但所谓悉为赎还，恐难于事实上办到。而且

后则赎，赎后则

，则在陆容书中见之。

　　在研究官僚主义的立场言，则此项统计数字，纯依上级之理想，強令下级照办。其

迫过度之余，所记载数目恐难成为事实。朱棣为暴君，但谥为“启天弘道⾼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”仍以宇宙间之至善至美，作其威权之背景。因文官集团除自称奉行仁义道德掌握自然法规外，不能自圆其说；是以引用思想上假设的成分，作为其行政工具。只是时⽇愈久，其不尽不实的程度愈积愈深。有如16世纪，各处卫所，名存实亡，有些单位的兵力，低于原额5％以下笔者“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，”Oriens Extremus(Hamburg，Germany)，17∶1/2(Dec1970)，p40。有此诸种弱点，朱明王朝只能在“非竞争

”的情况下存在。至17世纪此条件不能维持时，则人口1亿以上的帝国，竟无法抗拒人口100万而不及的満清。其远因俱在，亦不可以后人不肖，一朝腐化论之也。

　　以上《太宗实录》年终统计所列数字并非全部虚构，而更非全部属实。官僚主义施政之设计，端在“闭户造车”实行之程度，视其向下级施用庒力是否有效。虽其标榜之道德不⾜信，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设计，旨在背叛道德李老博士受英国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影响，觉得历史上重大的冲突，很难认为是一方的道德战胜对方。很可能的，其结果是综合两方之所长。见Grand Titration，p131笔者已摘要记⼊1578“Acknowledgments”这篇文章李老博士于1944年作于滇缅公路途中。。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讨之余，认为‮国中‬之产生官僚主义，实因地理需要。‮国中‬因须治理⻩河，大规模地赈济经常发生的⽔旱诸灾，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內犯，在公元前3世纪即⾰除封建制度，构成政治上的统一。其去青铜器末期未远，以后相次须要维持统一，‮央中‬集权的程度，超过当⽇技术能力⾜可资支持的程度。于是即索

不顾技术，而以道德名义，強迫执行。才发生以上名实不符，体用背离的现象此理论见于李老博士与笔者合作之“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”见上列28页注②。。

　　事实俱在，‮国中‬历史的发展，与欧洲近代史的展开迥异。‮央中‬集权既非封建特征，而‮国中‬之官僚主义，更不可能作为发育资本主义的背景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，亦有其思想上的

据。譬如Adam Smith，就觉得如让所有‮人私‬凭他们的经济利益打算，社会秩序反有条理，社会风气，也会臻荣向上。马克思虽不同意这种想法，却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有这种观念。这显然不能为‮国中‬官僚主义容纳。

　　过去二十多年来“资本主义”这一名词，也在‮国中‬滥用。甚至明代吏部尚书张瀚在《松窗梦语》內以寓言的姿态，叙其祖先由“神人”授银一锭，因之买机织布致富。王世懋在《二酉委谭摘钞》里埋怨景德镇制窑“凿穿地脉”都被写历史者收集，作为“资本主义萌芽”的例证。

　　1978年，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谈，觉得资本主义，必须以下三个条件，才能展开：(1)‮人私‬关系的信用借款，广泛地通行，于是资金流通。(2)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，因之企业组织扩大，超过本人耳目⾜能监视的程度。(3)技能上的支持因素，如

通通信等共同使用，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⾝活动范围。以上以英文简述之，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，impersonal management，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。而三个条件，都须要有法律上的保障，因为其重点为“信用”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，则其成为资本家，也是“小贩资本家”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种社会现象，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。

　　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卷二“资本主义的推销方式”用C-M-C公式，讲述资本家必以C(即商品com摸dity)换为M(即货币摸ney)。如是川流不息中，公众制度授权于‮人私‬，让他无限制地发展。

　　所以讲来讲去，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律上的保障(因为货币也须支持)，而立法能替资本家着想，则是整个‮家国‬ ‮府政‬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。欧洲资本主义初行时，即是‮府政‬承认‮人私‬财产的绝对

。这绝对

超过皇权，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。

　　给资本主义作以上的定义，有两种意义：一即是显示以上与‮国中‬传统思想相去过远，‮国中‬传统社会‮产无‬生资本主义的可能。一即是认识资本主义的特征，避免对这名词作过于泛义的解释，以致因害怕资本主义之故，视一切经济的发展均为畏途。。因之李老博士及笔者均信今⽇‮国中‬之现代化，既不可墨守成规，也不能模仿西方。采取历史上的长处，仅可在局部；其重要关头，则在创造。

　　‮国中‬之具有创造能力，无可置疑。官僚主义虽为‮国中‬历史上及文化上的缺点，却也不能因之而抹杀‮国中‬历史上及文化上的长处。况且我们批判一种制度，也要着重其时间

。‮国中‬官僚制度，在明末之后和西欧社会的治理与设计比较，才显得相形见绌。但是在唐宋之前，于一个广大地区之下，造成统一的局面，首先做到“文治”的地步，也不是在历史上无一是处。我们今⽇批判官僚主义，针对其“空妄”(make-believe)的成分。因为这种想法在“了解”(亦即康德所谓verstand)上无中生有，淆

黑⽩，是非不明，妄称技术上的缺陷为精神伟大。指责之余，却无意非论道德，或否认意志力(will power)之重要。(后者已与康德所谓“理解”vernunft接近。)如此才不会与李老的旨趣相违。

　　前已言之，李老博士是科学家，故能小处精细；但是他也是哲学家，所以觉得宇宙的渊博，⾜以包含尘世的矛盾。笔者研究明史多年，一切从小处着手，也带唯物观，平⽇作文以客观为主。在写完这篇带有技术

的文章后，破例效法李公风度，一方面遥祝其“寿比南山”一方面胆敢作个人

、主观

、感

的结论：

　　‮国中‬实行现代化时，必能摆脫官僚主义的遗风，不再以道德的名义掩饰科学技术之不及，因之顺利成功，⾜以促进全人类的富強康乐！

艾叶小说网 > 历史小说 > 放宽历史的视界作者:黄仁宇	书号:42273 时间:2017/9/29 字数:3338
上一章　　　明《太宗实录》中的年终统计(4)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(G)纳马《太宗实录》內纳马数缺1407年数字，1419年数字记载错误，应照《校勘记》改正。图表七所载，其中除一次例外不计，所有数字近于直线式之上升。1403年只有马37 933匹，至1429年达1 736 618匹。　　图表七永乐年间　　纳马数额　　（单位：马千匹）笔者推测，此项数字，并非出于实际的统计，而系官方据预定之繁殖率计算。实录所载1421年较1420年增 21％，1422年又增10％，1423年又增33％，1424年又增10％。如此循环不绝，事实上不可能，因当⽇官方民间均无法供应如此大量之繁殖也。(以上百分率均近整数，亦属可疑。)又即可能时，‮府政‬调查审核机构，亦不能将100万以上的马匹登记无误也。　　按：明初马匹由进贡及购买之方式，取自朝鲜、辽东、云贵各地，永乐又向撒马克罕(Samarkand)等处收购。所得马除官方使用外，即“寄养”于民间。北直隶、河南、山东若⼲府县列为“养马地”“五丁养马一匹，免其粮草之半”即系减轻田赋，以作养马代价。凡种马倒死“孳生不及数”民间均须贴补《太宗实录》1667，《大明会典》，1516，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。15世纪末叶事例：种马三年须生二驹。陆容作《菽园杂记》，自称于1477年奉命“印马”所见马均孳生不如额，由养马民间，出资赔补陆容《菽园杂记》(记录汇编本)，18125~26。。永乐年间之马匹数量大概出自纸面计算，更可由继任洪熙帝朱⾼炽登极诏书之辞语揣得之。洪熙之与民更始，继位时宣称：“各处军民有因追赔孳生马匹，为官府所，不得已将男女妾典卖与人者，诏书到⽇，官府悉为赎还”《仁宗实录》，页0015。。其辞句以仁慈为怀，可以保全官僚主义之道德立场。但所谓悉为赎还，恐难于事实上办到。而且后则赎，赎后则，则在陆容书中见之。　　在研究官僚主义的立场言，则此项统计数字，纯依上级之理想，強令下级照办。其迫过度之余，所记载数目恐难成为事实。朱棣为暴君，但谥为“启天弘道⾼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”仍以宇宙间之至善至美，作其威权之背景。因文官集团除自称奉行仁义道德掌握自然法规外，不能自圆其说；是以引用思想上假设的成分，作为其行政工具。只是时⽇愈久，其不尽不实的程度愈积愈深。有如16世纪，各处卫所，名存实亡，有些单位的兵力，低于原额5％以下笔者“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，”Oriens Extremus(Hamburg，Germany)，17∶1/2(Dec1970)，p40。有此诸种弱点，朱明王朝只能在“非竞争”的情况下存在。至17世纪此条件不能维持时，则人口1亿以上的帝国，竟无法抗拒人口100万而不及的満清。其远因俱在，亦不可以后人不肖，一朝腐化论之也。　　以上《太宗实录》年终统计所列数字并非全部虚构，而更非全部属实。官僚主义施政之设计，端在“闭户造车”实行之程度，视其向下级施用庒力是否有效。虽其标榜之道德不⾜信，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设计，旨在背叛道德李老博士受英国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影响，觉得历史上重大的冲突，很难认为是一方的道德战胜对方。很可能的，其结果是综合两方之所长。见Grand Titration，p131笔者已摘要记⼊1578“Acknowledgments”这篇文章李老博士于1944年作于滇缅公路途中。。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讨之余，认为‮国中‬之产生官僚主义，实因地理需要。‮国中‬因须治理⻩河，大规模地赈济经常发生的⽔旱诸灾，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內犯，在公元前3世纪即⾰除封建制度，构成政治上的统一。其去青铜器末期未远，以后相次须要维持统一，‮央中‬集权的程度，超过当⽇技术能力⾜可资支持的程度。于是即索不顾技术，而以道德名义，強迫执行。才发生以上名实不符，体用背离的现象此理论见于李老博士与笔者合作之“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”见上列28页注②。。　　事实俱在，‮国中‬历史的发展，与欧洲近代史的展开迥异。‮央中‬集权既非封建特征，而‮国中‬之官僚主义，更不可能作为发育资本主义的背景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，亦有其思想上的据。譬如Adam Smith，就觉得如让所有‮人私‬凭他们的经济利益打算，社会秩序反有条理，社会风气，也会臻荣向上。马克思虽不同意这种想法，却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有这种观念。这显然不能为‮国中‬官僚主义容纳。　　过去二十多年来“资本主义”这一名词，也在‮国中‬滥用。甚至明代吏部尚书张瀚在《松窗梦语》內以寓言的姿态，叙其祖先由“神人”授银一锭，因之买机织布致富。王世懋在《二酉委谭摘钞》里埋怨景德镇制窑“凿穿地脉”都被写历史者收集，作为“资本主义萌芽”的例证。　　1978年，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谈，觉得资本主义，必须以下三个条件，才能展开：(1)‮人私‬关系的信用借款，广泛地通行，于是资金流通。(2)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，因之企业组织扩大，超过本人耳目⾜能监视的程度。(3)技能上的支持因素，如通通信等共同使用，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⾝活动范围。以上以英文简述之，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，impersonal management，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。而三个条件，都须要有法律上的保障，因为其重点为“信用”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，则其成为资本家，也是“小贩资本家”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种社会现象，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。　　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卷二“资本主义的推销方式”用C-M-C公式，讲述资本家必以C(即商品com摸dity)换为M(即货币摸ney)。如是川流不息中，公众制度授权于‮人私‬，让他无限制地发展。　　所以讲来讲去，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律上的保障(因为货币也须支持)，而立法能替资本家着想，则是整个‮家国‬ ‮府政‬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。欧洲资本主义初行时，即是‮府政‬承认‮人私‬财产的绝对。这绝对超过皇权，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。　　给资本主义作以上的定义，有两种意义：一即是显示以上与‮国中‬传统思想相去过远，‮国中‬传统社会‮产无‬生资本主义的可能。一即是认识资本主义的特征，避免对这名词作过于泛义的解释，以致因害怕资本主义之故，视一切经济的发展均为畏途。。因之李老博士及笔者均信今⽇‮国中‬之现代化，既不可墨守成规，也不能模仿西方。采取历史上的长处，仅可在局部；其重要关头，则在创造。　　‮国中‬之具有创造能力，无可置疑。官僚主义虽为‮国中‬历史上及文化上的缺点，却也不能因之而抹杀‮国中‬历史上及文化上的长处。况且我们批判一种制度，也要着重其时间。‮国中‬官僚制度，在明末之后和西欧社会的治理与设计比较，才显得相形见绌。但是在唐宋之前，于一个广大地区之下，造成统一的局面，首先做到“文治”的地步，也不是在历史上无一是处。我们今⽇批判官僚主义，针对其“空妄”(make-believe)的成分。因为这种想法在“了解”(亦即康德所谓verstand)上无中生有，淆黑⽩，是非不明，妄称技术上的缺陷为精神伟大。指责之余，却无意非论道德，或否认意志力(will power)之重要。(后者已与康德所谓“理解”vernunft接近。)如此才不会与李老的旨趣相违。　　前已言之，李老博士是科学家，故能小处精细；但是他也是哲学家，所以觉得宇宙的渊博，⾜以包含尘世的矛盾。笔者研究明史多年，一切从小处着手，也带唯物观，平⽇作文以客观为主。在写完这篇带有技术的文章后，破例效法李公风度，一方面遥祝其“寿比南山”一方面胆敢作个人、主观、感的结论：　　‮国中‬实行现代化时，必能摆脫官僚主义的遗风，不再以道德的名义掩饰科学技术之不及，因之顺利成功，⾜以促进全人类的富強康乐！